传承抗战精神 莫言小说被大改
17/10/17来源:http://www.shyijcn.com

  

采访团成员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认真听取讲解。(陆加杰 摄) 采访团成员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认真听取讲解。(陆加杰 摄

采访团成员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认真听取讲解。(陆加杰 摄) 

资料图:冯唐。 邵思翊 摄

资料图:冯唐。 邵思翊 摄

“刘邓和他们的战友们”雕塑矗立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广场。(徐于凡 摄)

“刘邓和他们的战友们”雕塑矗立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广场。(徐于凡 摄)

走进一二九师陈列馆序厅,映入眼帘的是“转战太行”大型主题油画。(徐于凡 摄)

走进一二九师陈列馆序厅,映入眼帘的是“转战太行”大型主题油画。(徐于凡 摄)

一二九师陈列馆内收藏有大量反映八路军一二九师英勇抗战的珍贵历史照片。(徐于凡 摄)

一二九师陈列馆内收藏有大量反映八路军一二九师英勇抗战的珍贵历史照片。(徐于凡 摄)

一二九师陈列馆内展出的八路军缴获的日军装备。(徐于凡 摄)

一二九师陈列馆内展出的八路军缴获的日军装备。(徐于凡 摄)

  7月22日,由中央网信办、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人民网联合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庆、四川、贵州8省市共同主办的“寻找历史记忆 缅怀抗战英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在历史文化文化名城河北邯郸拉开帷幕。走访团队一行首站来到邯郸涉县,探寻先辈们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度过的峥嵘岁月。

  涉县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处。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临危受命,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将士挺进华北,在这里艰难地创建了北方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巩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10多个党、政、军、财、文等重要机关都曾在涉县成立并长期驻扎,部队规模由最初的9000人发展到3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有近百位一二九师老首长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走出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2位元帅、3位大将、18位上将、48位中将、295位少将。“寻找历史记忆 缅怀抗战英烈”的第一站,就从寻访“刘邓和他的战友们”的足迹开始。

  沿涉县赤岸村中央的石板小路走不多远,安静的民居中显现出一组灰瓦白墙的古朴四合院——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所在地。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是在这个小院里,刘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筹帷幄,率领一二九师将士浴血奋战,击退日军多次“扫荡”,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70多年后的今天,由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在院子中亲手栽种的紫荆和丁香树历经风雨仍然生机勃勃,展示着将士们在抗日斗争艰难岁月中的不败斗志和必胜信念。

  一二九师纪念馆副馆长张紫言介绍,纪念馆由司令部旧址、将军岭、陈列馆、赤水湾、太行颂文化园及相关红色产业园区组成,占地面积5.6平方公里,其中司令部旧址是我国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旧址之一。纪念馆非常重视对旧址的科学修复和保护,她举例说,“现在旧址一面外墙上粉刷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在1947年开展土地革命时老百姓为宣传写在墙上的,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过程在保存原样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粉刷”。目前,涉县准备启动“红色记忆小镇”项目,司令部旧址将以“异地落架”的方式在新选址重新修复起来。

  刘伯承元帅生前曾表示,“河北涉县是我的第二故乡”,“涉县人民养育了一二九师,也养育了我”。将帅们生前心系老区人民,死后魂归太行山。1986年以后,刘伯承、黄镇、徐向前、李达等18位将帅的灵骨陆续被安放在将军岭上,将军岭也由此成为除八宝山外安葬共和国元帅最多的地方。西侧山坳的陈列馆收集珍藏着500余件将士们的战斗、生活用品及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详细记录了一二九师抗击日寇,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千里跃进大别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光辉历程。张紫言说,为完善和丰富纪念馆资料,研究人员付出了大量心血,几经南下北上,在广州、武汉、北京等多地进行考证搜集,才得以通过大量清晰照片、沙盘和实物等方式再现那段万众一心、英勇不屈的抗战历史。

  12月18日电(宋宇晟)近日,诗人、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引来了不小的争议。有评论指其文字不雅,“逾越了翻译的底线”,甚至是对泰戈尔的“亵渎”。不过也有人认为,冯唐“有自己的语言系统”。事实上,因翻译而起的争论并不少见。

  “翻译即背叛”

  “翻译即背叛。”在回应翻译莫言作品的质疑时,美国翻译家葛浩文曾引用了这句意大利谚语。在他看来,自己的翻译是“用中文读,用英文写”。

  不过,葛浩文的这种屡试不爽的翻译方式虽然让经他手的译作广为人知,却也引起过不小的争议。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即是其在翻译中将莫言作品《天堂蒜苔之歌》的结尾做了较大地修改。

  在中国,葛浩文“不忠实于原著”的译本屡遭非议。对此,他曾说,“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他还是会“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

  但在美国,批评的声音转向了相反的方向。美国已故著名作家厄普代克当年在看了由葛浩文翻译的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和莫言的《丰乳肥臀》后,在《纽约客》上写了4页评论,推测译者“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中文原文”,最后批评“英文翻译的陈词滥调十分乏味”。而葛浩文则对此表示,“如果真的逐字翻译,我翻译的小说没有一本是可以出版的。”

资料图:莫言。廖攀 摄

资料图:莫言。廖攀 摄

  翻译与原著的本土化

  客观地说,葛浩文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将莫言的作品“本土化”为英文作品的过程,即使是批评葛浩文的人也会承认“他那样改,在国外有市场,这是事实”。并且这种“本土化”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显得相对“成功”。

  但有时,过度的本土化也会曲解原著的意味,并招致批评。

  今年获诺奖的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有这样的遭遇。例如,她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哀鸣》(VoicesfromCher nobyl)在中国被改名为《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后来出新版时又换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

  有报道指出,这其实是中国书商惯用的套路。“把《切尔诺贝利的哀鸣》译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现在就有了一种‘乱世佳人’的感觉,激发人们对于那场灾难的无限遐想。”

  类似的例子还有几年前的一本英语著作《你的误区》(YourErroneousZones)被引入中国时,书商觉得这个名字太不引人注意,于是就换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流行语《正能量》,结果这本书在中国狂销了上百万册。

  而曾在北京上演的《哈姆雷特》也因某些台词的翻译过于“本土化”,引发了观众笑场。比如在第三幕第一场中哈姆雷特对奥菲莉亚说的一句台词:“尽管你像冰一样坚贞,像雪一样纯洁,你还是逃不过谗人的诽谤。进尼姑庵去吧,去,再会!”

  和翻译过度相反,没有本土化,或是本土化不完全也是翻译中常碰到的问题。

  中国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时,就会面临在国外“本土化”的问题。例如,美版《甄[传》的一些翻译就不被网友认可。

  还有网友特别总结了那些“不能忍”的翻译:首先,《甄[传》被翻译成了《Empresses in the Palace》(宫中的后妃们),“一丈红”成了“The scarlet red(罪孽深重的红)”,“惊鸿舞”变身“Flying WildGoose”(飞翔的野鹅),皇后的名言“臣妾做不到啊”,被翻译成了“I truly can not bear it”(我真的不能忍啊),华妃的金句“贱人就是矫情”被无情删除,有人猜测:这是美国人翻译不出来,直接放弃了么?

资料图:北京人艺当家小生王斑(中)领衔“混血版”《哈姆雷特》。 图片来源:新京报 王飞 摄

资料图:北京人艺当家小生王斑(中)领衔“混血版”《哈姆雷特》。 图片来源:新京报 王飞 摄

  个人化的翻译

  和本土化不同,文章开头所言的关于冯唐翻译的争论则是因为其个人化的风格而导致的。这种个人化的翻译风格直接造成了相关评论的两极化。了解、欣赏冯唐写作风格的读者认为很好地体现了其本来的风格。同时也有网友质疑:“过分地表现自己的风格,何不自己写一本诗集?”

  对此,有网友认为,“译者加进去的东西太多,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造。”

  而此前也有报道指出,类似的现象早已有之。“比如严复的《天演论》,这部在中国现代化中起过启蒙作用的巨著,就曾经经历过严复的选择与改造,这一点早有学者提出,而诸如鲁迅等现代文学大师们,在翻译作品时也多有夹带个人色彩的习惯。”报道还将这种对原作任意改造的翻译称为“豪杰式翻译”。

  对此,媒体人韩浩月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丢失原始信息的过程,再完美的译作,也不见得能与原作媲美。也正是因为如此,无数译者在翻译时兢兢业业,既要凸显自己的全部心血,又不能夺人之美,把不属于原作的元素掺杂进去。尽力保持原作风貌,尽力表达原作者意图,这是翻译工作的根本,也是不可突破的底线。只有对原作保持充分敬意的译作,才会赢得读者的尊重。

  见仁见智的翻译标准

  事实上,当下有关翻译的标准并不清晰,基本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如前文所述,葛浩文认可的翻译方式是“用中文读,用英文写”,也有人认为这是“翻译干了作者的活”;冯唐的翻译体现个人化风格,也有批评指其应“尽力保持原作风貌”。

  对于将英文作品翻译成中文,翻译家李继宏曾提供一个相对中立的判定方法,他认为好的译本应该具备两个要素:“首先,译本一定本身就是好的中文作品,要通顺,不能在语法、语言学上出现问题;在译本通顺的基础上,第二是译本表达跟原著的契合度,作者想要表达出来的东西,是否译本也能通过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语言只是表浅的东西,译本能不能还原原著的思维过程,能不能用中文来模仿英语的表达。”

  当然,除了上述这些对于翻译有争议的尝试外,还有不少质量不高,粗制滥造的翻译作品。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兆忠曾呼吁,翻译需要职业伦理,而这个职业伦理就是底线,挑战底线应该受到制裁,这和创作的自由并不矛盾。

  除常规的参观路线之外,纪念馆还推出了“当一天八路军”的活动——游客们可以穿八路军衣、吃八路军饭、走八路军路,唱八路军歌,向伟人塑像敬献花篮,在司令部旧址院里重温入党誓词……多种多样的互动内容受到了游客的欢迎。作为2008年全国首批免费面向社会开放的单位,一二九师纪念馆目前的游客量已超过120万人次,“每年的七一、八一和黄金周时期,游客都络绎不绝”。张紫言表示,虽然互联网日益发达,但实地参观遗址和纪念馆的意义不会、也无法被替代。“传承抗战精神,要从保护好革命旧址开始”,张紫言认为,当战争岁月日渐成为遥远的回忆,保护好历史的“第一现场”,才能让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更直观地了解国家的苦难和英雄的胆魄,激励人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懈奋斗,让抗战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陆加杰 于红林 李兵兵 徐于凡)

  李兆忠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也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多数人认可的伦理?谁来负责裁定等,这些具体的问题都需要克服。但这不意味着没有职业伦理是对的、是合理的。文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一个底线式的,绝不可违反的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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