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空军轰炸日本后未安全着落 欧洲最动人肖像
17/10/19来源:http://www.shyijcn.com

  

美空军轰炸日本后未安全着落获中国军民营救(图)

获救时的杜利特尔(前左四)、波特(前左五)等人。

  《克拉拉·赛琳娜·鲁本斯的肖像》 本报记者 李韵摄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轰炸日本东京等城市,这次空袭是由杜利特尔(又译作杜立德)中校率领的16架B-25轰炸机,从离东京800海里的美国“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轰炸了多处日本军事设施。

  美机完成任务后,按照预定计划,在浙江省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安全着落的目标,最后因燃料耗尽,弃机迫降。除有两架飞机不幸落入日军占领区外,大多数被迫降落在浙江沿海附近一带,杜利特尔指挥的轰炸机机组5名成员跳伞降落在浙江省西北部临安县的天目山麓。当地军民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并予以美国飞行员很好的照料,最后将他们安全送至后方。

  本文作者朱学三当时是一名教师,全程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并任翻译。

  误会初释

  1942年4月19日清晨,我正在用早餐时,突然跑来几位乡亲告诉我:“碧淙村发现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说话哩哩噜噜。昨晚听到飞机坠毁巨声,会不会是德意日轴心国家的降落伞部队?”又说:“保长俞根生朝天开了枪,将其中一人绑了起来。”我听了意识到有误会的可能,便反问道:“能吃准他们是敌人的伞兵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同盟的美国与我们并肩作战,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乡亲们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跑来找你。你上过洋学堂,懂得外语,请你马上去看个究竟吧。”这个要求,我感到有些为难,因为自知所学的一点英语是无法充当现场翻译的。但又认为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村,有谁能胜任呢?在责任感的驱使和众人的怂恿下,我放下饭碗,跟着几位乡亲向碧淙走去。

  天正下着蒙蒙细雨,约走了一里多路,望见了义家畈那边有众多群众迎面而来,几个肩挎步枪的人为先导,押着一高一矮的两个外国人,其中一人还用绳索反剪着双手,另一人步履维艰,大约受了伤。我们加快步伐,逐渐看清了他们一身飞行员装束,却无可供识别国籍的标志,看其脸相肤色属欧美白种人。究竟是哪个国家的人呢?我怀着试探的心情,首先向他们打招呼:“Howdoyoudo?”没想到话音刚落,他们立即露出希望的眼神,回答了我同样的问候,给我增强了信心。当我初步弄清楚他们是失事的美国飞行员时,我随即叫押送人员松绑,同时向这两位飞行员解释误会,表示歉意。

  事后我才知道,18日傍晚,这两位飞行员弃机跳伞后,随风飘落在碧淙溪畔,一个降落在碧淙村前山坡上,腿部受了伤,另一个降落在溪后畈,他俩在野外露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他们摸进村里被群众发觉,告知保长俞根生。保长用步枪朝天开枪威吓,缴下一名飞行人员的左轮手枪,又用左轮手枪对空连发几枪,把一名飞行员捆绑起来,连同另一名飞行员准备解送去西天目山。

  了解情况

  我热情地请他们到我家去洗尘,又让俞保长到区里去报告。这两位飞行员在我家厅堂里饮着清沏的天目新茶,乡亲们抱着新奇的心情前来看热闹,挤满了厅堂。大家满面笑容以表友好,两位飞行员惶惑与惊恐的情绪也逐渐消失了。这时经人提醒,我立即端出现成的中国式肴馔来待客。可是,他们不会使用筷子,菜饭挟不到嘴边,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我请家母烧煮了一小锅鸡蛋,请他们剥而食之,他们这才津津有味地饱餐了一顿。

  由于我英语会话水平有限,只得辅以笔谈或借助手势进行交谈,才搞清了以下几点:第一,知道他们是轰炸日本东京后飞抵我省上空,因联络不上衢州机场的讯号,在燃料耗尽的情况下弃机跳伞的;第二,他们驾驶的是指挥机,全机5人,领队是杜利特尔中校,跳伞是循着天目山这个目标进行的,估计都落在这一带附近地区;第三,身体较矮的叫劳昂埃特(或译为弗雷德·布鲁默———编者注),是驾驶员,高个者叫帕脱尔·亨利(或译为亨利·波特———编者注),是射击手。前者跳伞时被毛竹和树枝扯住了,忙乱中卸脱伞钩时受了伤;第四,他们疑惑和惶恐的情绪表露,不知降落在什么地方,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经查阅航空地图,才看到地图上临安与余杭毗连之间标有一条明显的红色警戒线。

  机组成员均已找到

  我们临安县此时已遭受了日军二次铁蹄蹂躏之苦。群众听了我的翻译,告诉他们已将日本东京炸得一片火海时,大家激于义愤,同仇敌忾,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气氛活跃起来了。这时,有的敬烟,有的敬茶,两位飞行员也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俩满面笑容地站起合掌表示致意。

  正当大家沉浸在欢乐之中,突然又有人来报告:在射干发现一个外国人,要不要送来?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幸好俞根生陪着苕云区区长李关安来了,我随即向两位飞行员作了介绍,并把在射干发现一个外国人的情况向区长作了汇报。因为区长不懂英语,对我的汇报持怀疑态度,但最终还是相信了。他随即宣布:马上护送去浙西行署,由他亲自带队,并要我同往,至于在射干的一位飞行员叫他在路上等候。

  时近中午,我们只带了煮熟的鸡蛋,就踏上去天目山的路程。从由口到东社,不过3华里,过了乌石桥,听到锣声和断续的土铳声。走到村口,看到山脚下围着几十人,正在起劲地鸣锣,放铜铳、打土抢,还伴着阵阵呐喊声,气氛显得十分紧张。我们问道:“既然搜山,为什么不上山去?”有人回答说:“那个外国人可能有枪,弄得不好,我们要倒霉的。”我向区长建议:必须立即停止敲锣、放铳,不妨让这两个飞行员喊话,叫他出来,大家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这两位飞行员也表示乐意这样做。

  于是,他们二人不断地喊话,果然在山脚下的摒沟草丛里钻出一个人来。这个人高兴极了,踩上田埂,张开双臂,连跑带叫地向我们方向奔来。这时在场的群众爆发出欢呼声,经历了惊险厄运的战友,平安相逢,分外高兴。这个被喊话叫出来的是报务员,名字记不起来了(应为保罗·伦纳德———编者注)。我们稍待逗留后,继续上路,后面跟随着一长列的欢送群众,直至我们折向去尚志岭的崎岖山径时,群众才渐渐离去。

  越过尚志岭,来到白滩溪,我们在凉亭里歇脚。村民闻讯奔来告诉了一个好消息:杜利特尔和另一个飞行员(应为理查德·科尔——编者注)降落在白滩溪,已被当地的浙西行署青年营营救送到天日山去了。我把这个喜讯转告给3位飞行员,他们高兴得互相拥抱。从这里到天目山麓尚有10华里行程,路呈现上坡之势,可是大家的步伐反而变得轻快起来。劳昂埃特虽腿受伤,也走得一样的轻快。

  下午5时许,我们护送至目的地。其时,行署已派专人在鲍庄村前迎候。区长吩咐俞根生及3名乡丁返回,我们径达浙西行署“天然居”,行署主任贺扬灵和杜利特尔等已在官邸平台上迎接,见面握手、拥抱,喜悦和兴奋之情自不待言,我们也为他们的平安相聚而感到无比欣慰。杜利特尔中校双目炯炯,谈笑自如,身材不算高,却是相当壮实。他听到劳昂埃特等人的介绍后,就主动过来与我紧紧握手道谢,一时我竟激动得无言以对。

  依依惜别

  当晚,贺扬灵在“天然居”设宴,为5名美国飞行员压惊洗尘。李区长和我也被邀请入席。宾主频频举杯,为中美并肩战斗的诚挚友谊而互致祝贺。席间,他们各自介绍了跳伞后的遭遇及营救经过,我再一次受到大家的赞誉。宴会后,我和行署的翻译陪美国飞行员一起宿在天目旅馆。就寝前,行署派了医护人员前来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并对劳昂埃特的腿伤作了护理。

  20日晨,李区长有事要回去,我认为这里已有比我水平高的翻译,故表示也要一同回家,唯因飞行员热情挽留,坚持不让。区长见此即对我说:“你在天目山读过书,这里的情况很熟,你就留下再陪他们玩吧。”于是,我以导游身份陪他们愉快地度过两天。

  《一束鲜花:列支敦士登花束》本报记者 李韵摄

  从11月5日起,走进国家博物馆北一、北四展厅,您就可以欣赏到美术史课本中欧洲美术的诸多代表作,其中包括欧洲艺术史上最动人的一幅肖像画。

  这个“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既是中列两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国内观众欣赏欧洲著名画派经典代表作的难得机会,同时也是继10月29日开幕的“地中海文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藏文物精品”展之后,在国博举办的又一重量级国外文物艺术精品展。

  列支敦士登的王室收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品私人收藏之一,可追溯到17世纪。本次展览从列支敦士登王室多年的珍藏中,精选了佛兰德斯画派的油画、版画与挂毯等100件具有代表性的杰出艺术作品,分13个单元,系统、完整地为观众梳理与展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佛兰德斯画派发展历程,再现了16、17世纪尼德兰南部地区的人文风貌、历史概况与城镇景观。“即使去卢浮宫也无法看到这么全面。”国博负责人说。

  佛兰德斯画派是西方艺术史上巴洛克时期重要的艺术流派,鲁本斯与凡·戴克是这一流派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师。鲁本斯的作品以生动的形象、恢弘的气势、细腻的技法而驰名,成为艺术史上不朽的杰作。在他的笔下,许多神话与宗教故事都被形象、生动地再现。本次展览展出的《战神马尔斯与瑞亚·西尔维亚》是这类题材作品的典型。作品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古代神话故事中战神马尔斯与女祭司西尔维亚相遇的情景。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还将画作的草图与根据绘画所编织的挂毯同时展出,使得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材质的相关作品的创作过程。

  展厅里有一幅只有B4纸那么大的油画,却“吸”住了每一位从它面前走过的观众——这就是《克拉拉·赛琳娜·鲁本斯的肖像》,欧洲艺术史上最动人的一幅肖像画。这件作品是鲁本斯1616年创作的,描绘的是他5岁的长女克拉拉·赛琳娜。在白色衣领的衬托下,女孩儿脸颊粉红,绿色的大眼睛率真地盯着画面之外,那张写满稚嫩、天真无邪、讨人喜爱的脸庞栩栩如生,而浓浓的父爱也在每一笔线条、每一块色彩中荡漾,打动每一位观者。

  凡·戴克是鲁本斯之后最为著名的肖像画家,并对英国后世的肖像画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次展览展出了他创作的《玛利亚·德·塔西斯(1611—1638年)的肖像》。作品中,礼服和羽扇的描绘非常细腻,丰富的色调中显露出提香的绘画遗风,这无疑是凡·戴克最出色的肖像画之一。

  除鲁本斯与凡·戴克作品外,展览中还展示了佛兰德斯画派多位较有影响的艺术家的作品。如:小弗兰斯·弗兰肯创作铜版画《战胜西拿基立》,作品描绘了耶和华的使者拯救耶路撒冷的场景,场面激烈,叙事生动,以橄榄色、绿色和蓝色为基本色调,搭配玫瑰色、黄色和白色突出重点,是弗兰肯在早期创作中的鲜明特征。罗兰特·萨弗里创作于1612年的静物画《一束鲜花:列支敦士登花束》以对花卉的精确描绘著称,画面布局对称,构图精细,使用黑色背景作为花束的陪衬,繁茂的花束里包含有来自各个地方和各个季节的花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鸢尾花,因为其花瓣的特殊排列,被视为神圣威严的象征,也是圣三位一体的象征。除了这些宗教内涵之外,仅能维持数日美丽的切花,则代表了生命的易逝。桌面上的蜥蜴、老鼠等动物会对植物生长产生危害,因而也代表了美的稍纵即逝。所以,在佛兰德斯画派中,静物画不仅仅是艺术作品,还是哲学精神符号化的隐喻。

  我是个在职教员,最终还是不得不告辞了。临别时,杜利特尔中校及4名飞行员都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了各自的姓名和通讯地址。劳昂埃特和帕脱尔·亨利向我赠送了纪念品,前者送的是玻璃太阳镜,后者送的是铸有飞行员姓名和机队编号的铂合金腕章。

  (文章选自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亲历者说———中国抗战编年纪事》,文章刊用时有删改。)

  列支敦士登王室收藏品的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可与世界最重要的博物馆相媲美,在欧洲艺术中极具影响力。本次展览的展品件件都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其背后的故事也耐人寻味。观众通过这个展览,将欣赏到西方艺术精品,近距离品味高贵、华丽的艺术盛宴,感受佛兰德斯巴洛克艺术的宏大气势和浪漫情怀。(记者 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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